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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·兰花奖|马凯硕:西方需要如何制作仿真银行存单制作学会谦逊,而非傲慢

2026-11-21 22:42:23 | 来源:新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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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·兰花奖|马凯硕:西方需要如何制作仿真银行存单制作学会谦逊,而非傲慢

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

第三届兰花奖颁奖典礼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,新加坡资深外交家、著名学者马凯硕(Kishore Mahbubani)获得“杰出成就奖”。

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,马凯硕表示,很高兴获得这一奖项,“因为我希望这能促使世人更关注一个日益迫切的需要——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平等对话”。他强调,在评判其他文明时,西方需要学会谦逊,而非傲慢。唯有各文明平等相待、通力合作,人类才能成就共同命运——把地球从气候变化等种种迫在眉睫的威胁中拯救出来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您的回忆录《见证亚洲世纪——一本非外交回忆录》记述了童年与成长历程。回望这段旅程,您如何评价自己作为“东西方摆渡人”的一生?获颁兰花奖“杰出成就奖”对您意味着什么?

马凯硕:1948年,我出生在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。正如我在回忆录中所写,儿时的我相信“西方文明优越”。然而随着人生阅历丰富,我逐渐认识到: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里,亚洲文明的表现显然与西方文明同样出色。因此,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谈论亚洲文明回归的必然性,以及西方为何必须适应一个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。

我很高兴获评第三届兰花奖“杰出成就奖”,因为我希望这能促使世人更关注一个日益迫切的需要——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平等对话。遗憾的是,东西方之间的不信任依然存在。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化解这种不信任的途径与办法。我也希望兰花奖能有助于增进东西方的相互理解。

2026年11月20日,新加坡外交家、学者马凯硕(左二)获‌第三届兰花奖“杰出成就奖”。主办方供图

中新社记者:在世界多地仍陷于冲突与乱局的当下,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。在您看来,中国坚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互鉴,对于破解“文明冲突论”有何现实意义?

马凯硕: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,宗旨正是在多个层面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,可谓恰逢其时。

许多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错误,在于认定西方文明的价值与原则具有普世性。于是他们以为:其他文明有大量东西要向西方文明学习,西方却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无需向其他文明学习。这种封闭、狭隘的观念十分危险,抱持它的西方知识分子并未意识到,自己始终生存并活动于一个西方思想的“泡沫”中。

因此,我希望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被更多西方国家接纳。西方应认识到,自己必须加深对其他文明的理解,并学会与之共事。唯有各文明平等相待、通力合作,人类才能成就共同命运——把地球从气候变化等种种迫在眉睫的威胁中拯救出来。

中新社记者:您曾援引郑和七下西洋“带去的是友谊与欢声笑语,而非殖民剥削”,以驳斥“中国威胁论”。在您看来,中华文明这种对外交往传统,能为当今全球治理提供何种不同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思路?

马凯硕:郑和七下西洋表明,中国国力强盛时,是以和平方式与其他文明、文化和社会交往的。西方文明一旦强大起来,便开始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、扩张殖民地;中华文明则不曾这样做。

在我们迈入21世纪这个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之际,西方是时候反思了:为何中华文明强盛时没有试图征服、殖民世界,而西方一旦强过其他文明,却会产生征服、殖民世界的强烈冲动。若不对这份历史遗产作更深入的反思,西方便无法在21世纪为自己塑造新的角色。今天,在评判其他文明的优劣短长时,西方需要学会谦逊,而非傲慢。

印度尼西亚泗水郑和清真寺竣工于2002年,是印尼第一座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。图为工作人员介绍郑和清真寺情况。 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摄

中新社记者:您在新加坡外交部任职三十余年,后又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。“外交官—学者”的双重身份,如何塑造了您观察世界、解释中国的方式?

马凯硕:履行这些职责的过程中,我获益良多。作为外交官,我开始出席东盟会议时,逐渐意识到东盟是一个独特的多文明实验室。没有哪一个区域组织的成员构成像东盟这样多元。在其7亿人口中,约2.5亿是穆斯林,约1.3亿是基督徒,2亿是佛教徒,800万是印度教徒,此外还有大量道教徒、儒者以及无神论者。

后来在联合国任职时,我又认识到: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小小“地球村”里,联合国是不可或缺的全球机构。每个村庄都需要一个村议事会,联合国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地球村的议事会。中国同东盟、联合国等组织建立密切关系的决定,已被证明是明智之举。

2004年8月出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时,我欣然得知,学院的使命是改善治理——不只是在新加坡,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。我被告知,学院理想的课堂构成是:20%的学生来自新加坡,20%来自东盟,20%来自中国,20%来自印度,20%来自世界其他地区。这样全球多元的课堂,使学生们能够为正在形成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做好准备。此外,我们还开设了一个以中文授课的硕士项目,方便中国学生前来修读。

中新社记者:您曾指出,西方长期误读中国,与安全焦虑和认知偏差有关。这种叙事偏差能否被纠正?为什么“深入理解中国”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?

马凯硕:西方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:其大学一再宣称,西方知识机构在认识和分析其他社会时必须客观、中立、基于实证;可恰恰是这些大学,未能让自己国家的民众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。西方一些大学未能形成对中国的客观认识,进而未能向本国公众讲清中国的真实状况,最终导致西方社会对中国形成扭曲的认知。

例如,西方许多人反复强调中国是“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强国”。事实上,正如哈佛大学知名学者格雷厄姆·艾利森(Graham Allison)所记述,中国崛起为大国时,并未走美国走过的路。艾利森说:“美国人喜欢教训中国人要‘更像我们’。或许他们许愿时该更谨慎些。”一个多世纪前,西奥多·罗斯福(Theodore Roosevelt)带领美国迈入他深信不疑的“美国世纪”时,华盛顿是怎么做的?美国自封为西半球的“警察”,声称有权在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进行干预——仅在西奥多·罗斯福七年多的总统任期内,这一“权力”就行使了九次。

相比之下,自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是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实现的,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。正如艾利森所记述,中国的这种和平崛起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遗憾的是,艾利森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当代西方学者的认同。

2026年11月17日,深圳美术馆“花开敦煌——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”上,常沙娜设计的“和平鸽”主题大圆盘和丝巾展品在此展示。两件展品曾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。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

中新社记者:您曾主张,亚洲的复兴在于吸收现代科学、法治、市场经济等现代性要素,同时重拾对自身文明的自信。对于希望在“现代化”与“西方化”之间走出自己道路的全球南方国家,这一判断意味着什么?

马凯硕:我在《新亚洲半球》(The New Asian Hemisphere)一书中,试图记述亚洲国家如何通过认真研习“西方智慧七大支柱”取得成功,即:自由市场经济、科学与技术的传播、贤能政治、和平文化、法治、教育的普及,以及实用主义。

不过,亚洲国家并非照搬这七大支柱,而是明智地将其调适于自身的文化与文明。早期,亚洲国家给人的印象是试图“西方化”;随着时间推移,人们逐渐看清:它们是在实现社会现代化,而非把社会“西方化”。现代化与“西方化”之间的这一区别至关重要。亚洲国家如今为全球南方其他同样希望“现代化而不西方化”的国家,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

马凯硕。主办方供图

马凯硕(Kishore Mahbubani),新加坡外交家、学者,长期致力于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多边合作。50 余年来,他立足多元文化,促进跨文明理解,阐释多极化与亚洲文明复兴。他致力于弥合东西方分歧,反对西方中心主义,摒弃冷战思维,倡导东西文明包容对话,用理性与学术构筑跨文明桥梁。他以客观数据阐释亚洲复兴与中国治理优势,在增进世界与中国相互理解方面作出了多维度、系统性的贡献。他撰写了《亚洲的21 世纪》等多部知名著作,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新华通讯社出品

(责编:牛镛、袁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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